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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大概在新世纪某年，也就是“非典”结束之后不久，李华勇在国内某项目担任项目经理。那个项目位于中部某省，性质也和现在这个项目类似，那是一个工业园开发区，李华勇所在公司承建的是前期“三通一平”和所有厂区道路工程。

    类似这样的工程，理所当然会遇到拆迁问题，所幸的是那个项目的地理位置比较偏僻，周围既没有所有农田，更没有多少人家，基本属于荒山野岭，整个项目所在地，只散落着不到20户的人家，因此征地拆迁的事并不算太麻烦。

    更重要的是，那个项目的施工合同其实是在“非典”之前签订的，因为“非典”的原因大概耽搁了半年左右时间，而当地政府展开征地拆迁工作，那还要在签订施工合同之前。

    因此李华勇过去当项目经理的时候，考虑到地方政府有那么充足的时间，并且李华勇之前也看过当地政府的拆迁补偿方案，应该说那个拆除补偿方案还算合理，采用的是通用的“置换加现金”拆迁补偿方案，也就说政府要征用这20多户人家的房子，对每户人家房子的实际使用面积都进行实测实量，是多大实际使用面积，那么就在市区置换同等面积。

    大家都知道，农村人家的房子，面积通常都是比较大的，因此就那20多户人家，基本每家都能在市区置换好几套房，假如你不需要那么多房子的话，那么多出来的面积，政府将按照当地的平均房价给予现金补偿。

    必须承认这样的拆迁补偿方案还算合理，再加上那里的征地拆迁量真不算大，因此李华勇后来过去准备施工的时候，他并没怎么把征地拆迁这事放在心上。

    可即便就是这样的项目，最后在征地拆迁的问题上也出问题了。

    当李华勇调集施工资源，并响应当地政府号召，争取把“非典丢失的时间抢回来”的时候，那20都户人家出现了两家“钉子户”，而他们当“钉子户”的理由，是政府当时量面积的时候量错了，少算了他们家房子的面积。

    真的是政府量错了吗？当然不是的，当时的真实情况是：就在非典停工的那几个月时间，他们两家人的房子突然变“大”了----当然也不是真正变大，他们在原来房子的外围砌了几道地基，然后砌了几道像猪圈一样的矮墙，然后想以此骗取更多的征地拆迁补偿款。

    很显然，这样一种做法，政府方面肯定不会让他们得逞。那么这事最后是怎么解决的呢？

    李华勇印象非常深刻；当他因为这事去向当地政府成立的项目指挥部汇报，并告诉指挥部这两户人家为了阻挠拆迁，指示自家的老人赖在床上不肯动，已经完全妨碍正常施工。

    真正让李华勇印象深刻的，其实是指挥部当天晚上连夜因为此事召开的一个专题会。

    那个会议颇有一点悲壮的色彩，会议由指挥部的指挥长亲自主持，而指挥长其实就是当地那个县级市的市长。

    那个市长当夜召集全市所有职能部门，这其中包括当地的公检法部门，城建城管部门，以及项目所在乡乡政府，甚至当地的医院，新闻单位等等，20来号人开了5个多小时的会，考虑了种种可能，设想了种种预案，最后才由那个市长拍板，说他可以为此事负全责，才制定了一个“强拆”方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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